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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购彩平台2024-01-17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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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丨电竞“名嘴”管泽元：解说不能只在意金句******

　　“究竟什么样的结局才配得上这一路的颠沛流离？从差一点无缘季后赛，到最终杀进决赛。Deft最后一舞还在继续，他甚至站在了舞台的正中央！”

　　在英雄联盟S12半决赛第四局，DRX推掉GEN的水晶后，以黑马之姿闯进了S12决赛。管泽元的声音一如既往充满激情，尽管被淘汰的GEN是他喜欢的战队。

　　入行八年，管泽元和中国电竞一同成长。如今，他已成为中国电竞解说的招牌之一，“跨界”之旅更是颇受好评。这些经历，让管泽元对解说、对电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鸟巢

　　“小时候，从家一出来就能看到鸟巢，见证它从无到有，一点点建起来。鸟巢叫国家体育场，它就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体育象征。”

　　2017年，中国大陆地区第一次承办S赛，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的冠亚军决赛在鸟巢举行。于管泽元而言，那是他解说生涯迄今颇为难忘的一场比赛，也是职业生涯的重要一环。

　　决赛开场环节壮观而热烈，周杰伦现场为观众献唱，场面之盛大不逊色于任何赛事。

　　但对于很多中国电竞观众来说，那是一段令人百感交集的回忆。因为最终在鸟巢登场比赛的，是两支来自韩国LCK赛区的战队。

S7决赛海报。图片来源：英雄联盟赛事官博。

　　彼时，中国电竞正走在飞速发展的道路，以英雄联盟项目为例，更多资本进入职业战队，受众市场不断增大。次年举办的S8比赛中，iG在韩国为LPL赛区拿下了历史上第一个S赛冠军。

　　直至今天，英雄联盟仍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电竞项目之一。此外，王者荣耀、和平精英等项目的赛事也日渐红火。过去十年，中国电竞行业迎来了飞速发展。

　　2014年开始解说生涯的管泽元身处其中，真切感受到了变化的发生。“第一是受众影响，大家对电竞的接受程度更高。其次出现了非常多伴生的产业。另外，中国电竞项目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跟我刚入行那会是不一样的。”

　　解说

　　S12期间，管泽元的预测频频登上微博热搜。当然，LPL战队在S12的表现，没有几个人事前能预测正确。

管泽元为S12决赛解说之一。图片来源：英雄联盟赛事官博。

　　“毒奶”是管泽元身上一张著名的标签，这起源于几次不成功但令人印象深刻的预测。实际上，他也有很多次预测正确，由于“幸存者偏差”，往往被人们忽略。

　　“大家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梗去玩，我也欣然接受。但认真讲，任何预测在没有出现结果前都是不确定的。现在为了避免再有类似情况，我尽量避免参与预测。”

　　“毒奶”这张标签只是锦上添花的点缀，管泽元一路走到今天，成为S赛决赛解说台上的常客，更多是因为专业、努力与热爱。

　　就如同S12半决赛GEN被DRX淘汰后，管泽元那番解说词所展现出来的——他有着自己支持的战队，更在工作中保持着超出战队、赛区局限的纯粹热爱，这正是电竞行业很多从业者所缺少的。

图片来源：英雄联盟赛事官博。

　　尽管解说时金句频出，但管泽元对此并没有刻意追求。“解说工作，在一局甚至一周的比赛里，90%的时间需要稳定地娓娓道来，不出问题。或许有10%是高潮，但不可能满脑子想着这10%。”

　　伴随着电竞赛事日渐红火，站在台前的从业者们逐渐成为公众人物，赞美与争议也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管泽元对此看得很谈，在他眼中，既然是表达者，就要接受被误解。“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不可能所有人都理解你，更不可能所有人都认同你。”

　　破圈

　　无论是欧冠、NBA的解说台，抑或少年偶像参加的运动综艺，如今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管泽元的身影。

　　“年轻时也是在天上摘星星的人，到这个时候宁愿在泥地里打滚也要把球给救回来。”客串NBA解说时，管泽元形容格里芬的这番话，深深触动了很多老球迷。

受访者供图。

　　在中国电竞行业追求大众化、追求“破圈”的时候，管泽元成为了走在最前面的人之一。他跨界的成功，更多是由于自身职业素养过硬。其他领域的观众喜欢他不因为他是“电竞解说”管泽元，而因为他是对这些项目“了解而热爱”的管泽元。

　　涉足篮球、足球等崭新领域，让管泽元有了横向对比的机会。“在中国，电竞的实力以及整个全球范围内的影响程度都是最好的那一批。我去解说其他项目的比赛，更多还是别人的比赛，本土化方面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在他看来，目前中国的电竞赛事直播制作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在制作跟直转播的规模以及质量上，我觉得电竞现在是最牛的。以英雄联盟电竞转播规模和制作水准举例，比起很多传统项目要好太多了。”

　　尽管如此，与历史久远的传统体育行业相比，电竞在文化底蕴方面有着天然的劣势。管泽元认为，以电竞的运行方式和年限，很难出现像传统体育那样的文化，也很难通过单一项目产生文化层面的东西。

北京，夜色中的国家体育场“鸟巢”点亮绚丽灯光。中新社记者易海菲摄

　　“电竞作为一个概括词，包含了太多不同的内容、不同的项目，电竞的单一项目很难持续较长时间。”他说，电竞行业从业者们目前主要在做的，还是服务眼前的观众和赛事。

　　采访摘要

　　Q：你的解说生涯伴随着中国电竞行业的发展，你觉得其改变最大的是哪方面？

　　A：第一是受众影响，大家对电竞的接受程度更高，电竞赛事赞助商的阵容越来越强大、直转播的覆盖面越来越广、各个平台渠道以及媒体都在做跟电竞相关的事情。

　　第二就是出现了非常多伴生的产业。第三是全世界范围内，中国在电竞这个项目上的影响力，跟我刚入行那会是不一样的。

　　Q：你认为LPL的“周末饭堂夜”这类节目，是不是关于电竞文化的有益尝试？

　　A：我个人认为以电竞的运行方式和年限，很难出现像传统体育那样的文化，也很难通过单一项目产生文化层面的东西。

　　电竞作为一个概括词，包含了太多不同的内容、不同的项目，电竞的单一项目很难持续较长时间。我们这些节目在努力，但是目前真正的意义还是服务观众和赛事。

　　Q：你曾解说NBA、欧冠等比赛，是电竞“破圈”的代表。你觉得传统体育和电竞之间差异最大的是什么？

　　A：我个人而言，解说工作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大。电竞解说是所有项目解说中最困难的，也是要求最高的。

　　在中国，电竞的实力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影响程度都是最好的那一批，我去解说其他项目的比赛，更多还是别人的比赛，本土化方面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在制作跟直转播的规模以及质量上，我觉得电竞现在是最牛的。以英雄联盟电竞转播规模和制作水准为例，比起很多传统项目要好太多了。

　　Q：电竞项目解说在光鲜背后，是否也有不为人知的困难？

　　A：任何事情你想把它做好，背后一定要付出相应的努力和代价。应该去学会接受所有它带来的好的和坏的，没有觉得有那么多行业辛酸。

　　你要接受你是表达者，被误解就是表达者的使命，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不可能所有人都理解你，更不可能所有人都认同你。

　　Q：你觉得电竞解说和电竞选手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A：应该处于一种稍有配合但尽量不要有过多接触或者连带的关系。

　　毕竟解说是剥离于赛场之外的职业，并没有参与到竞技本身。可以有轻度的关联，比如说有一些专业性的问题，私下请教一下选手，或者说通过官方节目，跟一些选手建立比较良好的交流，但是在解说这份工作当中，你对他们应该是一视同仁的。

　　Q：在你解说过的比赛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哪场？

　　A：应该就是2017年在鸟巢解说比赛。我是北京人，家在四环边上。小的时候，从家一出来就能看到鸟巢，能看到它从无到有，一点点建起来。

　　申奥成功后，作为一个北京人就有那种自豪感——北京要承办奥运会了。鸟巢叫国家体育场，它就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体育象征。有一天，你因为工作做得不错，有机会可以在里面去工作。那是你从小看到大，一直仰慕的东西。

　　Q：你的解说语录有很多，自己最满意的是哪一句？

　　A：解说工作本身是很难复制的。我会去避免说同样内容，哪怕我觉得它真的很好，但我最多说两次。如果作为一个解说，你在意的是所谓的金句，你很难把工作做好。

　　解说工作，可能一局游戏甚至一周的比赛里，90%的时间需要做的都是稳定地娓娓道来，不出问题，可能有10%是高潮，但不可能满脑子想着这10%，更需要注意的是怎么让观众舒服。

　　Q：对于自己所谓的“毒奶”体质，你如何看待？

　　A：大家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梗去玩，我也欣然接受，但认真讲，任何预测在没有出现结果之前都是不确定的。

　　最开始出现这个事的时候，我确实预测错的比较多，其实我之后也很多次预测对，但没有人注意。现在为了避免再有类似情况，我尽量避免参与预测。

　　Q：你也是资深足球迷，卡塔尔世界杯马上开幕了，有没有支持的球队？

　　A：这还真没有。世界杯肯定最支持的是自己国家，但是在世界杯咱没有国家队。我可能就都看看，没有说特别支持的队伍。

　　跟最喜欢的俱乐部相关，所以皇马球员肯定会格外关注，要硬说我觉得今年巴西可能会多关注，也是因为它有比较多皇马年轻一代的球员。加之我在足球启蒙的时候巴西强，是比较喜欢巴西国家队的。

　　Q：很多年轻人想做职业电竞解说，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A：如今，入行电竞行业是比较简单的事情。现在电竞项目、经纪公司都有非常固定且公开的面向社会、校园的招聘，不太会求职无门。

　　你要做的就是加强自己，无论是学历，还是专业能力。

　　Q：一些青少年梦想成为职业选手，你作为职业解说和玩家，想给他们什么建议？

　　A：时代的发展已经不太会出现你想打职业，实力够，但你没有门路这种情况。

　　任何竞技游戏现在都有其自己的排行榜，只要你的实力够，甚至可以通过自己玩游戏就能找到工作，因为只要排名够高，就会有人来问你要不要去打职业。

　　如果你现在想打，努力一段时间，还没有任何人接触你，没有找到所谓的门路，可能你真的不适合这件事。

　　(记者王昊)

交叉融合、双向互动：西方史学新趋势之分析******

　　作者：王晴佳（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双向互动”指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职业化，其标志是专业历史学会和专业历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业，通过学会活动和专业刊物，相互切磋、交流，以期增进历史知识的获取和呈现。史学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圈，历史学亦变成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19世纪末于是出现了两本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德国史家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指导历史从业者如何习得和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本领。

　　也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的挑战和洗礼，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一“社会科学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些史家不满德国兰克学派所代表的、以批判和核实史料为主的历史书写模式，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演变的过程做更为宏观的概括和解释。兰克学派提倡运用档案史料，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而如果希望对整个社会做综合的描述，那么档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20世纪初出现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潮流，德国有卡尔·兰普雷希特、美国有“新史学”派如詹姆士·鲁滨逊等史家，英国有亨利·巴克尔，法国则由亨利·贝尔首倡、而1929年崛起的年鉴学派集其大成。这一“社会科学化”的哲学前提是实证主义，其意图是在确证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演变做广博的综合解释。换言之，他们不满足只是核定史料，然后据此直书，就一个重要人物的某个或几个事件，讲述一个故事。年鉴学派自称有三大“敌人”：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由此可见其突破、创新的志向。

　　从后世的眼光考察，正是这一“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促使史学界不同流派的出现，如经济史、文明史、思想史等。二战之后，史学界流派纷呈的态势更为明显。若以美国为例，“新史学”所倡导的思想史在20世纪60年代一枝独秀，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则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带领，开展了“眼光朝下”的劳工史、社会史的研究。到了70年代，美国亦掀起了社会史、劳工史研究的热潮。此时的法国史坛，年鉴学派独霸天下，代表人物费南德·布罗代尔以提倡“长时段”名世，成功地实践了超越“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的目标。布罗代尔的弟子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甚至提倡不再以个别人物的事迹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为了对一个社会做“全体史”的综合分析，计量方法得到了青睐。计量史学在70年代一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在兰克学派的大本营德国，二战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譬如基于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史家竭力赶超欧美同行，从事社会史抑或“历史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历史学大踏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70年代，一股与之志向和取径颇为不同的潜流渐渐涌现，那就是新文化史（有些地方亦称新社会史）和妇女史的实践。具言之，20世纪60年代的史家出于描绘和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提倡“眼光朝下”，为处于边缘（比如女性）和下层（比如劳工）的民众发声，为其写史，这些尝试，并不为一个流派所限。举例而言，北美著名史家娜塔丽·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之一，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属于妇女史，因为其中的主角是盖尔之妻贝特朗。盖尔夫妇和冒名顶替的“盖尔”三人又都属于社会下层，因此将该书视作史家“眼光朝下”的一个实践，亦十分恰当。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同时也被称为“微观史”这一流派的开创之作。与戴维斯的取径类似，金兹堡从一个磨坊主的言论着手，以小见大，窥视和描述19世纪欧洲人宇宙观、世界观的变化，同样展现了“眼光朝下”的视角。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提倡史家为普罗大众写史，譬如“眼光朝下”这一提法的首倡者就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森。汤普森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无疑探讨的是一个社会变动、变革的大问题，但他描述的主角不但是处于下层的劳工，而且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的著作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文化转向”的代表作品，而这一尝试又与新文化史的关注点有着一定的可比性。

　　以妇女史的发展来看，流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妇女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是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兼涉法律、政治、社会、人文、思想等诸方面。1986年，劳工史出身转入妇女史研究的琼·W·斯科特发表了《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研究范畴》，又将妇女史扩展到社会性别史，进一步促进了妇女史研究与其他流派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近年史学界出现的男性史的新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同时，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开展，还推动了家庭史、身体史、儿童史和情感史等诸多新流派的兴起。这些新兴流派都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之前的公领域转向了私领域，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区分和界限。上述流派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如家庭史的开展，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乃至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深度史学”和神经史，不但采用了诸如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而且还借鉴了神经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由此缘故，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颇为模糊，比如情感史的研究，必然包含身体的层面，因为情感的表达，通常会诉诸肢体动作和语言。在开展情感史研究的同时，也有学者从事相关的感觉史研究；后者更与身体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几乎就是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跨学科，促成了史学流派之间的融合，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环境史、气候史、动物史、“大历史”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讨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关系的学派。从其命名而言，读者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研究手段，必然会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这些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难分彼此。2022年8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举办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主题发言的重点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后两场都涉及动物在人造和自然环境中的活动。而环境史、海洋史和气候史等流派之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与“大历史”的研究初衷相似，希望弱化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走向“后人类的史学”。上述例子充分表明，当今史学界各个流派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经达到界限不分、畛域不明的程度了。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眼光朝下”的思潮，加上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大幅度革新，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历史知识的获取和表述，已经出现专业学者和读者之间密切互动的局面。如上所述，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走向职业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深化和历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此同时也造成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产生一条明显的沟壑。历史学家希望成为人类过去的代言人，但其著作对于普通的阅读者来说，艰深难懂、枯燥无味。这一现象与18世纪史学大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可以让学者在其书房研读，又能放在仕女的梳妆台上的情形，迥然不同了。

　　历史学的职业化在今天并无改变，对史学工作者的考核还出现日益加强之势，但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专业学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出现了彼此积极沟通的趋向。譬如新文化史家的作品，在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眼里，就代表了历史学中“叙述的复兴”，因为其内容的铺陈颇具可读性。上面提到的《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情节曲折生动，很具吸引力。另一位当代新文化史的名家彼得·伯克，著述不辍，文笔清新，亦反映了作者注重文字表达、普及知识的意图。

　　这一“双向互动”趋势的出现，并非史学工作者的一己之力或一厢情愿，而是有着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借助互联网和其他新科技，当下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已经今非昔比。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记忆研究和公众史热潮，便是显例。它们都试图在专业史家的视角之外或之下，自下而上地提供有关过去的知识，从原来的历史知识受众转变为历史知识的参与者。记忆与历史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历史学者希图保持记忆，不让其遗忘，但其保存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布瓦赫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试图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再局限于近代历史学提供的框架中，而其同胞皮埃尔·诺拉在70年代主持的《记忆之场》的大型项目，异曲同工，希图从各个方面扩大人们对过去的认知。自那时开始，记忆研究在各国蓬勃兴起，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和互补作用。

　　公众史研究的开展，则是历史学“双向互动”的又一个范例，已经在国际史学界蔚然成风。从事和推动公众史研究的人士同时包括了专业史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或志愿者，其研究手段也颇为多样，从文献资料整理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存，全面展开，充分体现了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密切交流。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展现出历史学这一古老学问历久弥新的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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